太行山坐落于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之間，從燕山山脈的拒馬河谷至晉豫邊境的黃河沿岸，由東北向西南綿延400余公里，東西寬100余公里，山高崖險，峭壁如林，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自古就有“天下之脊”“東西巨防”之稱。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以恒山、呂梁山和太行山等為戰略基地，將八路軍三個師分散部署，開展游擊戰爭。在太行山脈，開辟了晉察冀、晉冀魯豫等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太行山人民抵抗日軍的進攻，建設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抗日戰爭中，太行軍民堅持人民戰爭的戰略方針，建立健全了主力兵團、地方武裝和民兵自衛隊“三位一體”、緊密配合作戰的人民戰爭的武裝力量體制，創造了適合于人民戰爭的后勤供給、兵源補充、傷員救護、敵情偵察、通信聯絡等工作系統，以及地道戰、地雷戰、交通戰、麻雀戰、水上游擊戰等多種游擊戰法。抗日戰爭期間，晉冀魯豫軍區殲滅日偽軍42萬余人，軍隊發展到30余萬人。晉察冀軍區部隊同日偽軍作戰3.2萬余次，粉碎敵人千人以上、10萬人以下的大“掃蕩”110多次，殲滅日偽軍35.1萬余人，部隊發展到32萬人。

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太行軍民付出了巨大犧牲。在與日軍殊死的搏斗中，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們身上體現著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背景下，我們黨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在稅收方面，實行合理負擔，后來發展為統一累進稅。在土地政策和稅收政策的雙重作用下，華北根據地的地權發生轉移，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大量流出，貧農和雇農的土地大量流入。在晉西北，引起各階層農戶土地流轉的主要原因是減租減息和錢糧負擔，地主土地流出的具體原因是減租、清債和增資。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入開展和統一累進稅的推行，對階級結構變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地主經濟繼續被削弱，帶封建性的富農亦被削弱，小農經濟自耕的土地迅速增加，貧、雇農的戶數繼續減少。有外國學者評論說，貧苦農民由此獲得了生存的希望和尊嚴，“貧苦無地的農民獲得了他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感情——希望。”

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帶來了社會權力的轉移。我們黨信任并賴以生存的貧農和中農，在區村政權中獲得了牢固的領導權。有學者認為，“農村的社會變化，特別是農村權力關系的調整，是進行抗戰的先決條件。”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建立了一支龐大而忠心耿耿的積極分子隊伍，能深入到差不多所有社區當中去，這同樣應該被視為使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太行山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和社會權力的轉移，成為太行山區持續抗戰的重要基礎。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華北地區水災、旱災、蝗災和瘟疫頻繁發生，民眾的生產水平急劇下降，生命和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克服災荒，不僅是簡單的社會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根據地生死存亡的戰略問題。面對受災民眾，根據地政府一方面采取糧款賑濟、以工代賑的辦法解災民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加強經濟建設，嘗試將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更重要的是，我們黨從自身做起，節衣縮食，救濟災民。例如，為了應對1943年春的災荒，太行區的黨政軍民學校機關團體“沒有一個部分、一個單位不采野菜的”“集總每人平均采菜100余斤”“機關部隊的節食運動已達到空前程度”。有農民講：“不是八路軍救我們，已早餓死了”“八路軍就是能吃苦，替咱受苦”“這可餓不死了!”在和農民同甘共苦抵御自然災難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贏得了農民的信賴和擁護。

精兵簡政是中國共產黨應對財政經濟危機的重大措施。1941年12月4日，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12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精兵簡政》的社論稱：精兵簡政“不僅在陜甘寧邊區，即在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也是非常恰合時宜的主張”。1942年2月15日，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普遍地實行精兵簡政、節省民力是目前重要的迫切任務。”從1942年到1944年，晉察冀邊區共進行3次精兵簡政，1944年7月邊區黨、政、民各機關脫產人數比1942年初減少了一半。1944年3月，晉察冀邊區部隊比1942年減少40%。晉冀魯豫邊區的精兵簡政得到了黨中央的首肯，1942年1月第一次精兵，太行區、師直單位、385旅、新1旅和各軍分區，裁減151個單位、20047人，比整編前減少單位35.9%，人員25%。師直由29個單位減少到12個，人員由2627人減少到1163人，分別減少58.6%和55.7%。

在精兵簡政的同時，各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切實降低農民的負擔。正如毛澤東所說，大生產運動后，“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的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帶領太行山人民進行文化建設，移風易俗，革命文化逐漸在鄉村占據主要地位。毛澤東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冬學是我們黨向農民進行教育的最重要形式，“利用農閑時間，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冬學的教育內容與戰爭和生產生活的實際聯系密切，一方面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另一方面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經過冬學的教育，農民識字量有所增加，有些區村干部“能夠開路條，寫簡單的信，記賬”，甚至“已經能作簡單的工作報告了”。此外，我們黨政策法令如何在村中落地，也是冬學教育的重點。

戲劇是當時華北鄉村最主要的娛樂活動。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倡導戲劇運動，改造舊劇，編演新劇，對農民進行教育。在華北根據地，既有正規的職業劇團，比如抗敵劇社、群眾劇社、星火劇社等，也有舊劇團經改造后成為新劇團，還有不脫離生產的鄉村劇團。戲劇成為宣傳邊區政府方針政策的重要途徑。

春節是華北根據地農民最看重的節日，在春節來臨之際，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根據地都要舉行優待抗屬和團拜活動，鞏固軍隊、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友誼。具有抗日內容的年畫、春聯和領袖畫像受到民眾熱烈歡迎。在革命文化的熏染下，春節新的民俗逐漸形成，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著農民的文化心理。

總之，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邊區的經濟結構、階級結構、社會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氣質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制度已然確立。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太行區人民開展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開展參軍參戰運動，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隨著戰局的好轉，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及兩個軍區合并成為中共華北中央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兩個邊區政府也合并成華北人民政府。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際，中共中央轉到太行山腳下。太行山深處的西柏坡見證了黨中央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見證了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成為中國革命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天下之脊”太行山。太行山的人民則是中國革命之脊，他們為革命的勝利、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貢獻，如巍巍太行山，永載史冊。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