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走向最后勝利，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成為舉世矚目的大事。

新政協代表的產生

1949年3月，居住在香山雙清別墅的毛澤東開始廣泛接觸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但是確定新政協代表人選實在是一項復雜的工作。根據政協籌備會的規定，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一種是本人申請。

以民主建國會為例，應該產生正式代表12人，候補代表2人。7月3日，黃炎培到上海民主建國會總部，與民主建國會同仁溝通出席新政協代表問題。7月9日，民主建國會召開理監事會，提出新政協候選人14名。7月12日，民主建國會舉行新政協會議代表選舉工作。7月16日，華東局統戰部與民主建國會協商出席代表人選，最終確定黃炎培、章乃器等12人及候補代表2人。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后，又經過籌備會反復協商，征求各方意見。8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就新政協代表名單分別訪問各單位負責人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陳琪瑗、沈鈞儒、陳叔通、章伯鈞、彭澤民、黃炎培、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等12人，征求他們的意見。次日，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首席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談，討論參加新政協代表名單問題。

民主人士對名單充分發表意見，中國共產黨和政協籌備會高度重視這些意見。一次，周恩來就新政協名單等問題征求民盟中央負責人史良的意見。史良說，舊政協我沒有參加，基本上沒有婦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協能夠注意到婦女代表的名額。周恩來回答，這個意見很好，黨中央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到歧視。經過協商，最終產生的代表名單中婦女代表共68人，超過全部662名代表的10%以上。

為了保證新政協的代表性和廣泛性，籌備會照顧各個方面，幾度擴大參加單位和代表名額，但正如周恩來所說：“盡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代表。”

周恩來在9月7日向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做《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時就特邀代表問題做了說明：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國整個民主革命階段中，始終站在正義事業方面的，如孫夫人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也有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個時期和我們有某種聯系和朋友來往，同情人民事業，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這方面的，如福建薩鎮冰先生、張難先先生。也有從事民主運動在解放區服務很久的朋友，如陳瑾昆先生。也有是參加這次和平運動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潛先生也是響應和平號召投到人民方面來的。起義的將軍有的作為解放軍代表參加會議，如吳奇偉將軍、曾澤生將軍、張軫將軍，也有的參加到特邀單位中。海軍、空軍的代表也在特邀單位中。還有愿意為建設新的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人物，我們也邀請了，如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幾位先生。邀請的代表還有勞動界護廠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和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如晉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這是一件大事”

中國共產黨邀請眾多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些黨員對此頗有微詞，說“共產黨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參加新政協有一定的抵觸情緒，思想上一時難以接受，說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這樣的話。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針對這種錯誤思想反復進行政策教育，多次向黨外人士解釋，取得良好效果。毛澤東說：這些必須合作，必須住北京飯店，必須敲鑼打鼓歡迎，因為這樣對中國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必須學會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經過長期工作，是可能進步的。

周恩來也多次對這種現象進行批評教育，說：“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問題，不能這樣比。如果這樣比，我們開黨員代表大會好了，那就不叫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我們的同志有許多可以當代表的而沒有當，這是不是說他們沒有資格呢？不是的。這是因為各人的工作崗位不同。有些過去是反革命分子的，現在也當了代表，就是因為他過去是反革命而今天站到革命這一邊來了，既然站到革命一邊來了，就不能再叫他反革命分子了。他們起的影響我們不能起，只有傅作義才能開城門歡迎我們進北平。”

周恩來從建設新中國的角度反復向黨內干部闡明：“同黨外人士的合作，這是一件大事。我們以前習慣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合作，這是經過了20多年來學會了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大城市，需要和資產階級合作，和舊知識分子合作，要同反動陣營劃分出來的人合作。同這樣一些人合作，我們還沒有很好的經驗。這是一個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