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長期處于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的位置上，革命時期曾深入研究“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二十六年國家總理，進一步深入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其中有兩則領導方法十分突出，即“總要有個本”的務本方法、“做好工作決定于處理好各種關系”的協調方法。

一、“總要有個本”

新中國成立前夜，毛澤東在香山作出從“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xiāng)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發(fā)展經濟的決策。周恩來傳達和闡釋這個決策時指出，“毛主席最近給大家講的四面八方的問題：工人方面要解決勞資問題，要勞資兩利;解決公家問題要照顧到私人，公私兼顧;剛才所講的城鄉(xiāng)關系;還有內外關系。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總要有個本。”“總要有個本”是針對解決“四面八方”問題提出來的，但具有解決所有問題都要“務本”的普遍意義。特別是解決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須臾不可離開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本”和依靠人民、服務人民這個“本”的“務本”方法。周恩來領導方法特別突出地體現在這兩個方面的“務本”上。

(一)務好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本”

近代中國屢受帝國主義欺侮，原因之一是依靠手工搞飯吃，工業(yè)化沒有搞起來，在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本”上落后于人。在延安時，毛澤東指出：“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fā)展的問題。”同樣，周恩來認為，“生產力的高低，正是決定現代戰(zhàn)爭勝利與否的主要因素”。新中國成立前夜，毛澤東、周恩來重視處理“四面八方”的關系，就是要抓住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這個關鍵、抓住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本”。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總理的領導崗位上強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上，生產力是本，生產關系的改變是為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周恩來在處理治水救災與土地改革的關系時，要求后者服從前者，指出：水災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澇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沒有用。周恩來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要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和提高生產力，而不是相反，“來一個破壞生產，那就很不好了。農業(yè)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嗎，不要人叫、牛叫、豬叫，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改造當然不能用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機器不叫，企業(yè)停產、減產，就對我們不利了”。周恩來反冒進，一個重要方面是反對脫離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系改造上的冒進，這種冒進脫離了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根本，是對生產力的破壞。

從生產力本身的因素看，除了重視勞動者的素質外，周恩來特別重視科學技術因素的關鍵作用。周恩來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yè)現代化、工業(yè)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從經濟角度看，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本”離不開勞動者這個人的因素，不同素質的勞動者有不同的生產力。所以，周恩來向來把科學技術人才當作國家的寶貝，重視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二)務好依靠人民、服務人民這個“本”

從政治角度看，推動社會進步、決定戰(zhàn)爭勝負，離不開人民群眾這個“本”。毛澤東總結近代中國屢受帝國主義欺侮的第二個原因是社會制度腐敗，不能把人民的力量凝聚起來。“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tài)。”同樣，周恩來指出：“不怕戰(zhàn)爭失利，最怕戰(zhàn)爭失了民心!失掉民眾，這是萬劫不復的。”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中最早提出了群眾路線。1929年9月，在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周恩來指出：“對于需用品可漸次做到由群眾路線去找出路，紅軍自己辦固然好，但同時要能由群眾供給與募集才能建立紅軍與群眾的更密切的關系。”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周恩來在研究“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時指出：要“相信群眾力量”，“面向群眾，汲取群眾經驗”。1943年5月，隨著共產國際解散，國民黨頑固派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靠山沒有了，叫囂要解散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深入分析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fā)展，是得到了共產國際不少的指導和幫助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靠山卻不是共產國際，而是中國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從中國勞動人民中生長起來的，它是存在在中國人民中間”。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難歲月，周恩來強調：“只要肯依靠人民，屬于人民，為著人民，我們是絕對能生存，而且會繼續(xù)發(fā)展的。”

當時，中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對此，周恩來指出：“有了農民，我們就能進能退;沒有農民，進是少數孤軍前進，退則沒有地方可退。”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zhàn)，周恩來認為，只有依靠人民，才能進行下去，“我們依靠了人民，進行了真正廣大人民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沒有這一條，我們在敵后動也不能動”。

解放戰(zhàn)爭開始時，蔣介石依靠美國的支持，不顧人民死活，不斷擴大戰(zhàn)爭。其失敗的結果，正如周恩來所總結的那樣，蔣介石失掉了民心。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使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得到了土改利益，這成為解放戰(zhàn)爭勝利的源泉。周恩來總結道：“要打倒蔣介石的勢力，就要消滅地主階級，使他們都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土地問題解決得好，人民擁護我們，仗就打得好。”共產黨要永遠同人民在一起，想人民之所想，做人民之所做。周恩來在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中指出：“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

革命勝利后的國家建設中，周恩來指出：“我們是從人民中來的，我們過去的勝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

在國家建設中，黨和政府的領導者怎樣認識這個“本”、務好這個“本”呢?周恩來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充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須不斷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就要處理好目的與手段、為人民與發(fā)展經濟、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干部與群眾的關系。周恩來認為，人民的生活要改善，只能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領導者必須照顧人民的生活，但自己不能丟了艱苦奮斗。周恩來說：“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么，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fā)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yè)發(fā)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

晚年周恩來胸前一直佩戴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像章，他喜歡說“我是總服務員”。周恩來以人民之心為心，始終不忘“為人民服務”這個“本行”，所以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強調，依靠人民處理好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既不能慢吞吞地發(fā)展，也不能急躁冒進。他強調多方面的平衡發(fā)展，以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他把人民的食衣住行件件放在心上，件件真抓實干。治水救災直接關系到人民食衣住行的狀況。他擔任總理伊始就指出，水利做的是開路的工作、種樹的工作，要為人民服務還有比這更直接的嗎?他擔任總理二十六年，一直關心著治水這件大事。他把人民的文化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樣樣放在心上，樣樣直接過問。他曾兼任中央愛國衛(wèi)生運動委員會主任，特別重視搞好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的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指出：“如果我們的衛(wèi)生工作不把重點放在農村，那怎么為人民服務啊?”周恩來是重視人民這個“本”并重視務本的典范。

二、“做好工作決定于處理好各種關系”

周恩來遵循務本的原則，在總理政務、國務中重視處理好各個方面的關系。在統一戰(zhàn)線工作中，周恩來重視處理好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指出：“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方針，必須由共產黨提出，而且要共產黨真正做到。”在外交工作中，周恩來重視處理好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倡導“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在文化工作中，周恩來重視處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遺產與創(chuàng)造、普及與提高等關系，指出：“百家爭鳴，薄古厚今，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為處理好十大方面的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毛澤東發(fā)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著名講話。周恩來對毛澤東十大關系思想的形成和闡釋發(fā)揮了重大作用，特別是在正確處理經濟發(fā)展與科技發(fā)展、速度與效益的關系上，補充和豐富了十大關系思想。這里重點研究一下周恩來做經濟工作重視處理好各種關系的領導方法。

周恩來擔任總理伊始，在闡述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問題時指出：“處理各方面的關系問題也是工作問題。做好工作決定于處理好各種關系，看出工作的重點所在。”

(一)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關系

周恩來認為，領導者思考問題、部署工作要從全局出發(fā)，要克服個人喜好的主觀主義和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片面性，以制定出符合整體要求的全面的政策和總的方針。領導者的講話，“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個整體觀念”。新中國治淮時，周恩來確立蓄泄兼籌的方針，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為主，從整體上解決了上中下游的水利糾紛。興修荊江分洪工程時，周恩來從整體上確立了“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很好地解決了長江與洞庭湖、湖南與湖北的水利矛盾。

(二)處理經濟與國防的關系

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力量新中國能不能站得住?對此，周恩來提出，一方面要有軍事上的準備，做好國防保障工作，不僅要有陸軍的，而且要有海軍、空軍的準備;另一方面，要搞好經濟特別是生產的發(fā)展，“毛澤東同志說，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現在不抓生產靠什么來支援戰(zhàn)爭和鞏固勝利?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后來，周恩來宣布的我國四個現代化的發(fā)展目標，其中之一是國防現代化。周恩來在領導國防現代化建設中，要求貫徹實行和戰(zhàn)結合的方針，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相互促進的關系，指出：“集中優(yōu)勢的科學技術力量，加強國防建設，突破尖端，這不僅有利于加速國防現代化，而且能夠推動整個工業(yè)的發(fā)展，帶動整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這對我國“兩彈一星”研制成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三)處理好恢復與發(fā)展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面臨的是舊中國經過長期戰(zhàn)爭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破爛攤子。在這個破爛攤子上怎樣進行建設 ，這是人民政府的領導者首先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對此，周恩來強調首要的是恢復生產，恢復生產，第一是恢復農業(yè)生產，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農業(yè)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恢復農業(yè)，首先要興修水利，以解決土地不澇就旱的問題。其次，鐵路交通這件事也必須在恢復工作中大力來做，以保證糧食多的地方能夠運出去，調劑缺糧的地區(qū)。處理好恢復與發(fā)展的關系就是要從基礎出發(fā)。周恩來總結“大躍進”的教訓之一是“現在的農業(yè)基礎沒有辦法負擔這樣規(guī)模的工業(yè)”。那時國民經濟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調整農業(yè)基礎與工業(yè)發(fā)展的關系。

(四)處理好開源與節(jié)流的關系

開源節(jié)流是中國古代先哲重要的經濟文化觀念，周恩來將其運用到處理新中國財政收入與支出的關系上。當時的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農民的負擔。周恩來總結抗戰(zhàn)以來中國共產黨解決財政收入問題的經驗時指出：每一百個農民可以負擔兩個公家人。如果合乎這個比例就正好，超過就困難些。按照這個比例，我們支持了十二年。將來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農民大概還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為負擔。這個事實也可以說明中國農民的偉大。這也要求農民的負擔有一個限度，不能超過這個限度，這個限度的改變要看農民生產的發(fā)展和收入的增加以及整個國家經濟發(fā)展的狀況而定。對于財政支出的節(jié)約問題，周恩來指出：“中華民族有勤勞勇敢的傳統，我們黨又有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在開始建設新中國的時候，我們要求全體工作人員保持和發(fā)揚這種傳統。”

(五)處理好城鄉(xiāng)關系

城鄉(xiāng)關系是以農業(yè)為基礎與城市領導鄉(xiāng)村、工業(yè)領導農業(yè)的關系，沒有農業(yè)基礎，工業(yè)不能前進;沒有工業(yè)領導，農業(yè)就無法發(fā)展。周恩來要求防止兩種傾向：其一，忽視鄉(xiāng)村這個廣大的農業(yè)基礎的傾向是錯誤的。農業(yè)不僅是鞏固財政、搞活流通、發(fā)展外貿的基礎，而且農民的購買力和提供糧食、棉花等更是工業(yè)發(fā)展的基礎。其二，否認或者忽視城市領導鄉(xiāng)村、工業(yè)領導農業(yè)作用的傾向也是錯誤的。“必須把城市工業(yè)組織起來發(fā)揮領導作用，才能使農業(yè)現代化、機械化”;才能改變依靠手工搞飯吃的落后面貌。周恩來從人多地少、依靠手工搞飯吃的條件出發(fā)，分析了我國發(fā)展農業(yè)這個基礎的困難與艱巨性，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糧棉生產等工作，親自抓化肥、農業(yè)機械等支農工業(yè)的建設。

(六)處理好內外關系

新中國的國家建設如何處理國內力量與國外援助的關系?周恩來的回答是“我們歡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礎上的幫助”。自力更生為主就是要求通過自強不息的努力，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自己不斷強大起來。周恩來指出：“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自力更生為主不是閉關自守，閉關自守是會阻礙進步的。周恩來認為，中國經濟技術落后，不僅在開始建設時不能搞關門主義，“即使我們在將來建成了社會主義工業(yè)國之后，也不可能設想，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萬事不求人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fā)展，“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聯系，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fā)展”。

(七)處理好工商關系

工業(yè)與商業(yè)的關系是城市生產與流通的關系，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影響生產。周恩來指出，要改變新中國成立前夕城市的生產幾乎都破壞的現狀。新中國如何處理生產與流通、工業(yè)與商業(yè)的關系?周恩來認為，“工業(yè)和商業(yè)比較，當然是以工業(yè)為主。那么，商業(yè)占多數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業(yè)為主呢?不，也要以發(fā)展工業(yè)為主”。

(八)處理好公私關系

公私關系指國營企業(yè)與私營企業(yè)的關系。毛澤東確定的處理公私關系的方針是“公私兼顧”。周恩來闡釋道：“凡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而不應該由私人操縱的企業(yè)都要歸國家經營”，“現在整個工業(yè)中有一半是屬于私人經營的，它對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是有很大幫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yè)遇到困難的時候，政府是會幫助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還要不要私人企業(yè)?周恩來的回答是“一切東西都靠國家生產不行，各方面都應該有百分之幾的自由活動，太死了不行”。1970年11月1日，他批評“文化大革命”中強調集體養(yǎng)豬，忽視個人養(yǎng)豬，豬的頭數曾下降過。他說：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穩(wěn)就會引起搖擺。

(九)處理好勞資關系

處理私人企業(yè)中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關系，毛澤東確定的方針是“勞資兩利”。周恩來闡釋道，人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在勞資關系上，我們要采取保護勞動的政策，對于資方也要給予適當的利潤。處理勞資關系的基礎是發(fā)展生產。為了發(fā)展生產，工人不應該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過高的工資，那樣會使資方無法經營而企業(yè)倒閉，結果會弄得自己失業(yè)。為了發(fā)展生產，對私人資本獲取利潤要有限制，“第一，不允許有非法的利潤，只許可有合法的利潤;第二，不能有過分的利潤，只能有合理的利潤”。

(十)處理好上下關系

周恩來所講的上下關系，既指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指上級與下級、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周恩來處理這一關系時，既反對各自為政，又注意利于因地制宜，強調把統一性與積極性結合起來。他說：“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戰(zhàn)爭，在戰(zhàn)略領導上抓得很緊，在戰(zhàn)役的組織和戰(zhàn)術的運用上就交給下面去辦，因為他們最了解具體情況，只有充分發(fā)揮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才能打勝仗。打仗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是無窮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

三、務本法與協調法緊密相連

領導者要做好工作，要處理好各種關系。一方面，務本是前提、是關鍵，也是目的和歸宿。這就是周恩來強調的“總要有個本”“不能忘本”。這是領導者在紛繁復雜事務中抓主要矛盾、抓關鍵的領導方法;這更是關系領導者的立場、品德，其大等于“天”的根本。領導者做任何事、面臨任何問題，若是把務本丟了，把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發(fā)展生產力忘記了，那就是本末倒置，那就會處理不好任何關系。

另一方面，務本要求處理好各種關系，能否掌握好協調方法會對務本產生重大影響。務好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本”，就要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處理好生產力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務好依靠人民和服務人民這個“本”，就要處理好不同地理方位的人民的利益、不同階層的人民的利益的關系，處理好人民的多種需要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人民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經濟與國防、恢復與發(fā)展、開源與節(jié)流的關系，處理好城鄉(xiāng)關系、內外關系、工商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上下關系，才能促進經濟建設和生產力的發(fā)展，才能維護好、發(fā)展好人民的利益。

領導者做好工作，必須掌握好領導方法。領導方法是領導者的品德和能力的體現，也是領導者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水平的體現。學習和研究周恩來重視務本和重視通過協調處理好各種關系的領導方法，不僅對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有重要啟示和教育意義，對普通工作人員怎樣做好工作也有重要啟示和教育意義。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