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04年4月30日，任弼時出生在湖南汨羅，是我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lǐng)導人，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并稱為五大書記。

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年僅23歲的任弼時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民族解放事業(yè)，任弼時始終恪守著“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長期抱病工作。

正如葉劍英元帥評價任弼時所說：

“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chǎn)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span>

然而，就在中國革命終于勝利，人民終于當家做主之時，任弼時卻沒能好好享受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就因積勞成疾，不幸逝世，終年46歲。只留下光輝革命事跡，供后人瞻仰。

任弼時的這一生，始終貫穿著“三怕”：“怕工作少”、‘“怕用錢多”、“怕麻煩人”，他的心里只裝著革命、國家和人民，唯獨他自己可以為了這些放棄一切。

對于子女的教育，任弼時也十分看重，勤儉持家，低調(diào)做人一直是任弼時教育子女的準則。“凡事不能超越制度”是任弼時教育子女的一句“口頭禪”。

積勞成疾，不幸逝世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開國元勛齊聚天安門城樓，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但在城樓上似乎少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任弼時。

為什么在這新中國成立的重要時刻，任弼時卻不在呢？

因為任弼時生病了，且病得很嚴重。

在這之前的1949年3月25日，任弼時隨著中央“進京趕考”，第一站便是在西宛機場閱兵，閱兵后任弼時突然發(fā)病，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嚴重許多。

在1928年至1929年的兩年時間里，任弼時兩次被捕，被特務(wù)使用電刑，后背上燒出了一個洞，心臟受損嚴重 。而后雖被組織救出，但卻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病。

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時陸陸續(xù)續(xù)因高血壓問題病倒，好在都不是很嚴重，但卻在入京以后，任弼時迎來了革命生涯的終點。

西苑機場發(fā)病后，任弼時低壓一百五，心跳速度一百一十以上，相當于躺著的時候，身體已經(jīng)在承受著人在奔跑時的脈搏強度，這對于身體而言是致命的。

病未好時，任弼時堅持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因為任弼時還要負責籌備4月11日召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大會和5月4日召開的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在準備期間，任弼時還專門撰寫了一萬兩千字的政治報告，交給毛澤東審閱。

4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朱德出席了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次日，任弼時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有一萬兩千字，念都要念都要念一兩個小時，對當時身體虛弱的任弼時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任弼時講完第一部分后，身體出現(xiàn)了反應(yīng)，頭暈氣喘明顯能看得出來，身邊的同志都為他捏了一把汗。休息的時候，同志建議由別人來替他作報告。最后身體原因?qū)嵲诓辉试S，任弼時才答應(yīng)由別人來代他宣讀，但還是堅持要坐在主席臺上，等會議結(jié)束。

會后，五位書記還要宴請四野的高級指揮官，為他們南渡長江送行，任弼時仍然決定抱病參加。連醫(yī)生都看不下去，勸他趕緊休息。等到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任弼時才答應(yīng)請病假。

這次會議之后，任弼時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刻不容緩了。高血壓引發(fā)的動脈硬化、糖尿病、腦供血不足等問題紛紛出現(xiàn)。消息傳到毛澤東耳朵里，當即決定讓任弼時暫時放下所有工作，搬到玉泉山去治療休養(yǎng)。

5月4日，任弼時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為名譽主席，北平3萬學生走上街頭，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然而任弼時的身體狀況卻容不得他參與其中。

5月8日，大會進行到第五天時，任弼時的病情突然惡化，陷入昏迷狀態(tài)。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即派遣一支由蘇聯(lián)專家組成的醫(yī)療專家組遠赴中國，趕往北平，為任弼時做全面身體檢查，檢查后蘇聯(lián)醫(yī)生給出檢查結(jié)果是任弼時腦部血管已經(jīng)發(fā)生系統(tǒng)性病變，另外還伴隨糖尿病，以及腎硬化，心機功能障礙等一系列疾病。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地宣告新中國的成立。

此時，任弼時因為病情的原因，沒能出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的城樓上，只能在病榻上用收音機收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

11月月底，在蘇聯(lián)專家的要求下，任弼時被轉(zhuǎn)到蘇聯(lián)拉維赫療養(yǎng)院治療。在蘇聯(lián)養(yǎng)病期間，任弼時的病情得到了顯著的控制。

在醫(yī)生的允許下，任弼時已經(jīng)可以每天工作4個小時，之后逐漸增加到6個小時、8個小時。但醫(yī)生的建議還是每天工作不能超過4個小時。

1950年5月，任弼時結(jié)束在蘇聯(lián)的療養(yǎng)。5月28日，任弼時回到北京，把體檢報告交給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傅連璋，傅連璋重新擬定后轉(zhuǎn)交給了毛主席。

起初回國的一段時間里，任弼時參照醫(yī)囑，每天在家里堅持做兩到四個小時的康復(fù)訓練。然而，隨著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任弼時再也不能安心在家里休養(yǎng)。心里很是焦急的任弼時，沒有多想，迅速就起草了一份要求恢復(fù)工作的報告，將其交由毛主席批示。

起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但是毛主席也知道自己這位老朋友的脾氣，最后鑒于種種原因，還是同意了任弼時的請求，允許他恢復(fù)工作。但同時也要求任弼時每天工作不超過四小時。

恢復(fù)工作后，繁多的工作使任弼時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工作時間壓下來，不久之后身體就出現(xiàn)了不適的反應(yīng)。九月到十月本是任弼時休養(yǎng)的時間，保健大夫在不停地催促任弼時休養(yǎng)，但被他推到了12月。無可奈何，保健大夫只好依著他。

1950年10月1日，任弼時登上了天安門廣場，與其他四位書記一同檢閱了共和國軍隊，心情很不錯，彌補了去年的遺憾。但僅僅在24天之后，任弼時病情再度惡化。

10月25日凌晨，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力伯畏突然接到電話，電話是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打來的，說今天早晨任弼時情況很不好，這時任弼時還沒有出現(xiàn)非常嚴重的情況，只是出現(xiàn)頭疼無力的情況。

力伯畏趕忙趕到任弼時的家中，起初以為是高血壓的毛病又犯了，但卻發(fā)現(xiàn)情況十分嚴重，話都說不出來，便立即打電話給傅連璋。

隨后傅連璋馬上請?zhí)K聯(lián)專家和國內(nèi)的幾位專家前往會診，在家中展開了搶救。但是，任弼時的病情仍然持續(xù)惡化，出現(xiàn)中風現(xiàn)象，右半身癱瘓、失語、血壓突破230，脈搏超過100，傅連璋緊急向中央發(fā)去了任弼時的病危通知書。

爾后，雖然專家們竭盡全力搶救，但最終還是無力回天，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不幸病逝，享年46歲。

任弼時逝世消息傳來，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都萬分悲痛。任弼時出葬時，毛主席親自扶柩送摯友最后一程，周總理當著晚輩的面失聲痛哭。

一生中有“三怕”

任弼時一生有三怕，“一是怕工作少，二是怕用錢多，三是怕麻煩人。”無論是戰(zhàn)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三怕”貫穿了任弼時的整個革命生涯。

1947年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轉(zhuǎn)戰(zhàn)陜北，任弼時任中央支隊司令。每到一個駐地，作為司令的任弼時總是親自安排住房，安排首長的警衛(wèi)，組織物資的供應(yīng)，還要參與中央的決策。他永遠是最忙的那一個，但他也是身體最差的那一個。

1948年4月23日，任弼時轉(zhuǎn)戰(zhàn)西柏坡，中央大院東邊的一戶小院里，便是任弼時的臨時住所。由于長期舟車勞頓的原因，任弼時血壓一直下不來，醫(yī)生一直勸他多休息。于是任弼時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每天搬個帆布椅子，坐在院子里的樹蔭下休息，但也沒閑著。坐在椅子上看文件，處理公務(wù)。周恩來知道任弼時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專門對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廖魯言要求“凡是有關(guān)政策的傳觀材料，望及時送弼時同志審閱?！?/span>

三大戰(zhàn)役期間，任弼時的身體已經(jīng)不堪重負，但仍然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晝夜聚在一起，研究戰(zhàn)略部署?；春?zhàn)役時，任弼時長期無法正常休息，血壓飆升到兩百多。盡管醫(yī)生三番兩次要求任弼時停止工作，但他堅決拒絕。

醫(yī)生退而求其次，要求每天工作不能超過四個小時，任弼時也拗不過醫(yī)生的要求，便答應(yīng)了。但實際上任弼時每天的工作時間，遠超醫(yī)生規(guī)定的時間。

任弼時在給女兒的信中寫到：“我最近身體又不太好，因為經(jīng)常開會，血壓又漲了，醫(yī)生檢查，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盡管任弼時信中勸女兒寬心，但醫(yī)生告誡不要熬夜時，任弼時總是反駁：“我們都是共產(chǎn)黨員，肩負著革命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任弼時一生嚴于律己，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革命家風。戰(zhàn)爭時代，任弼時的生活水準與戰(zhàn)士無任何差別，經(jīng)常以野菜米糠為食。

長征的艱苦讓任弼時更加節(jié)儉樸素，在革命年代，他常常布衣草鞋，一件背心，他一穿就是十余年；一條毯子，從長征一直用到去世。

到去世，任弼時都還珍藏著半截皮帶，這半截皮帶也是大有來歷。

當時，長征過草地的時候，任弼時把身上能吃的都給吃了，只剩下一條皮帶，此時他便用小刀把皮帶割成一小截的長條，規(guī)定每天每頓只能吃三塊。

直到走出草地，這根皮帶還剩下半截，便被任弼時收藏起來了。

解放戰(zhàn)爭后，任弼時依舊不改初心，在香山居住時，任弼時在房間每個點燈開關(guān)之處都會寫著“人走燈滅”的標語，提醒節(jié)約用電。就連工作人員進城去辦事，他都要囑咐大家把事情集中起來，走一趟就把事情都辦完，目的就是減少用車，節(jié)省汽油。

當時，中央給任弼時配了一輛公車，車是瑞士產(chǎn)的老吉普，已經(jīng)很久了。建國初期，斯大林送了幾輛“吉姆車”，給新中國中央領(lǐng)導用。任弼時身體不好，原來配給他的車又舊還漏風，行政部門便決定給他配一輛。身邊的工作人員得知消息時，一蹦三尺高，準備立馬去把車子領(lǐng)回來。任弼時卻阻止道：“莫去，我那輛車還能開啊，把車留給更需要的人吧！”

為方便任弼時辦公，中央辦公廳曾打算把一個機關(guān)遷走，讓他搬進去住。任弼時知道后很是生氣，對負責此事的同志大發(fā)雷霆：“那是一個機關(guān)，怎么能為我一個人而牽動一個機關(guān)呢！”為了解決此事，任弼時只好將自己的住處放在馬路邊上，目的就是不讓機關(guān)遷就他。

這個小院子十分破舊，負責生活的同志又想把房屋重新給弄一下，就連任弼時自己也有些看不下去，于是要求只進行必要的修繕，其他的一律不動。任弼時說：“花錢太多了，現(xiàn)在國家困難，應(yīng)該把錢花到建設(shè)上去。”

任弼時去蘇聯(lián)治病時，也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不帶家屬，隨行越少越好，連翻譯都不用；二是要節(jié)儉，添置的衣服必須節(jié)儉，不能浪費。

除了勤儉持家怕花錢外，怕麻煩人也是任弼時身上的一個重要標簽。1949年5月，任弼時同志在玉泉山休養(yǎng)所養(yǎng)病，一天晚飯后，任弼時在護士和醫(yī)生的陪同下，到休養(yǎng)所附近散散步。在一口水塘邊上，有一老漢拿著竹竿蹲著。任弼時以為有人在此垂釣，便湊上去過過癮，但這位老漢卻不是在釣魚，而是在趕鴨子。

見到有人來，老漢有些悶悶不樂，任弼時便問原因。老漢說不知道誰在水塘里放鴨子，偷吃了他家的稻谷，害得他這幾天一直在守著。任弼時看著水里的鴨子，感覺有些不對勁，便問陪同的護士：“這些鴨子哪來的？”

護士見任弼時口氣很嚴肅，一五一十地全說了出來：“炊事員見您血壓高，特意準備的幾只水鴨，水鴨涼性，一可以降血壓，二可以補身體。機關(guān)沒地方喂，就只好放在水塘里。”

這下任弼時頓時火大，向老漢賠禮后，趕緊交代警衛(wèi)員：“趕快把鴨子趕回去關(guān)好，莫讓跑出來害人?！?/span>

1949年，任弼時和已經(jīng)分別了22年的妹妹在北京見面。妹妹任培辰想要哥哥幫個忙，給湖南省委寫個條子，幫妹夫找一份工作。

然而，任弼時卻對妹妹說：“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為了私事給省委寫條子，影響不好?！?/span>雖然話不多，但也包含了很多道理。不喜歡麻煩人的個性，任弼時始終都在堅持著。

教育家人：“凡事不能超越制度”

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一共誕下九個子女，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民族解放事業(yè)，任弼時夫婦迫不得已只能犧牲親情，犧牲陪伴孩子的時間。

九個子女中，有的寄養(yǎng)在老家，有的放在蘇聯(lián)，有的走丟，有的早早夭折。在革命勝利之后，九個子女只剩下了四個。

吃過苦的任弼時，對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視。任弼時次女任遠征回憶父親：“父親嚴慈相濟，家訓甚緊，影響了后面的幾代人”。而任弼時教育子女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不能超越制度?！边@是他給子女們劃下的最后的底線。

1946年，任弼時次女任遠征剛剛十歲，千里迢迢從老家湖南到延安來和父母團聚。那時候剛剛結(jié)束抗日戰(zhàn)爭，國民黨又實行封鎖，延安的生活十分艱苦，生活物資都是配給制。

任遠征到延安后，也分到了自己的生活用品。但小家伙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領(lǐng)東西的時候跟著管理員去倉庫里玩。

突然她停在一個紫色封皮的小本子前面，目不轉(zhuǎn)睛地盯著看。

管理員見她很喜歡，便送了一本給她，任遠征對這個本子愛不釋手。任弼時看見女兒手中的本子，便質(zhì)問道：“這本子哪來的？”

任遠征有些委屈，有些膽怯地說：“倉庫管理員送的?！?/p>

“送回去！”任弼時很是生氣。任遠征只好解釋道：“這是叔叔送的，不是我要的。”

任弼時嚴肅地給女兒講道理：“這是給領(lǐng)導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們不能搞特殊！”

這是任遠征第一次見父親發(fā)如此大的火，只好趕緊把本子送回倉庫。

解放以后，任弼時在家中事無巨細，處處過問，例如菜金是不是超了標準啊，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領(lǐng)的啊。在任弼時的要求下，家中孩子的衣服，要求大人穿完的，改成小的給孩子穿；哥哥姐姐穿完的，要給弟弟妹妹穿，直到破到不能再補了為止。

在生活中，任弼時更是提出“三不準”的規(guī)定：不準大聲說話、走路不準有聲音、不準打鬧。

為了革命事業(yè)，任弼時只好壓制住孩子們的天性，但這也讓子女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集體，什么是不以自我為中心。

1948年，任弼時全家都到了西柏坡，兩個兒子天生好動，不知道從哪弄了輛自行車。但車漆都掉了，就像給自行車做一件車衣。于是他們兄弟兩學大人的樣子，打了一張白條，找警衛(wèi)員要了6尺的白布，準備給自行車做一件衣服。

結(jié)果衣服還沒開始做，就讓任弼時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小計劃”。頓時任弼時震怒，把兩個兒子叫來身邊，以非常生氣的語氣告訴兩個兒子：“毛主席號召節(jié)約每一個銅板，他們還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呢，你們居然敢用公家的布給車做衣服！你們這樣好不好？”兄弟二人聽了父親的話面紅耳赤，當即歸還了白布。

任遠芳回憶父親的時候說：“父親很少講革命的事情，那時候年紀很小，對這些根本不關(guān)心，也不會問?！?/span>以至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任遠芳都不知道父親是干什么的，在蘇聯(lián)生活的時候也沒人問。

在北京時任弼時也從不和子女談及自己的身份，一直到任弼時去世的時候，家里來了好多人。別人給介紹這是劉少奇，這是陳毅，任遠芳才意識到父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領(lǐng)導。得知父親是五大書記之一，她更是驚訝地不知道該說什么，呆滯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反應(yīng)過來。

任弼時一直教育兒女要低調(diào)做人。任遠芳在上大學時，就改掉了自己的名字，為的就是不想讓別人認出她是任弼時的女兒。大學畢業(yè)之后，任遠芳進了一家工廠工作，而哥哥和姐姐也憑借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全程沒有提及過自己父親的身份。

任弼時干了一輩子的革命，功成名就之時卻不幸離世，一世的清廉沒能給子女留下家產(chǎn)，但想必他那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已經(jīng)成了后世子女用之不竭的財富了吧！

（來源：奧古說歷史）